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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双一流建设】来茂德:“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探究

发布时间:2017-04-11     访问次数:

    大学不仅是人才培养和科学发现的中心,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不仅如此,大学还引领社会风尚,传承和创新文化。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到2015年,先后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启动了各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试图抢占未来发展的高地。我国于1998年率先提出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即“985工程”。经过近20年的建设,大学的总体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少数顶尖大学已有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力。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具体指标又有哪些仍有争议,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内涵迄今没有很好阐释。本文旨在探讨特色的内涵和一流的核心指标,两者的界定有助于“双一流”计划目标的确定和计划的实施。


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一流大学成长史也证明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结合是办出高水平和有特色的基本条件。那中国特色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方向、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式三个方面。


1.办学方向

    任何国家的大学教育都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制度而孤立存在。必须适应一定的社会需求。我国大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别国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有差异。由此决定了我国大学的方向,即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在,领导体制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人才培养上,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队伍建设上,鼓励又红又专,德才兼备;校园文化上,根植于历史文化土壤,坚持主流意识形态。

    实现党的领导需要有完整和有效的组织体系。目前高校校院(系)组织和活动比较健全,但基层党支部有组织结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基层党支部是高校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必须选好支部书记,有效组织党小组活动,并在教研活动中发挥作用。

    世界上没有纯象牙塔似的大学,所有的大学都是有政治立场的,大学不可能置身于意识形态之外,因为它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职能,并且本身也从事着意识形态的生产,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大学有别于社会,大学精神的核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在坚持底线思维原则的前提下,要维护大学的学术独立。

    创新是民族强盛的基石。创新动力和创新火花有赖于精神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学术自由的本质是表达思想的自由,其根基在于它符合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规律;大学是高度依赖师生创造性的学术共同体,应当有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的维持需要制度的保护。我们强调“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对一些学术讨论性研究要给予足够的空间,只有有了真正的思想自由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发现。处理好学术自由和意识形态“底线思维”有利于学校健康发展。

    大学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我们要坚持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相关内容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进教材”“进课堂”容易,现在都已做到,问题是如何“进头脑”,即通过有效途径,将这些思想真正能进入学生的头脑,并指导其行动。实事求是讲,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如何探索“进头脑”的有效途径是需要高度重视、认真探索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2.治理模式

   大学治理与其办学方向一样要受社会制度、文化环境以及大学发展阶段的影响。不同国家其治理模式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的大学,大原则相似但具体治理方法也不完全相同。美国大学实施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术与行政分开,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德国大学坚持新人文主义和洪堡原则。学术权力很强,教授占主导地位;英国模式的特点是学院制(自主、自治、自足),学术主导,学院自治,大学是各个综合性学院的集合体;法国模式现在在本质上仍沿袭拿破仑模式,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本质上是一种集权模式;日本传统上是评议会领导下的一长制,属集权模式。二战后,又转向美国模式。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目前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

    同时,学术权力归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民主权力归教代会。协调好党委、行政、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的关系对高校有序有效运行非常重要。特别是党政关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能有效实施。一个由个人魅力和个性决定体制实行好坏的运行机制是靠不住的,需要有细化的制度来保证。

    现代的大学与过去的大学不同,除了保持其象牙塔特征外,还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与社会各方面进行交流和沟通,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办学的支持。大学与外部的关系从两个方面影响大学办学的自主性。一是获得政府和社会资源支持的同时,如何保持办学自主性。大学是一种从事精神生产的社会组织。大量的国际经验已经表明,如果国家对大学系统采取集中管理方式,大学具有较少的办学自主权,则大学发展和应变能力较低。高等教育管理的集权与大学系统的创新成反比。欧美大学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世界前20强大学大多为美国大学,这些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这些大学办学历史长,水平高,财政上不依赖于政府,因此办学不受政府的干扰。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水平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受国家资助办学,必然受政府的调控,但不能将大学作为政府管理链条的末端,从而将政府管理的一套机制延伸到对大学的管理。因此,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建立国家资助、社会支持、自主办学、人才辈出的管理方式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二是社会的文化环境影响学校特色文化的形成。创新需要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就一流大学建设来说,营造良好的环境包括学校外部和学校内部两个方面。就学校外部来说,减少外部对学校的干预,有效防止将政府管理模式移植到学校,避免急功近利式的检查和评估,努力营造和谐、合作、竞争、向上的办学环境。就学校内部来说,完善学校的治理体系是最根本的。要妥善处理好大学、学科和教授三者的关系。在晋升体系、绩效考核、工作评估等方面要逐步建立稳定的薪酬体系。当然,这个体系并不是建立平均主义架构,构筑绩效和利益对应的良性机制,在开放办学和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学要“独立”于社会已没有可能。市场经济的功利性与学术创造的非功利性绝对是一对矛盾。因此,建设一流大学我们必须既融入社会,又独立于社会,建立符合办学规律、造就杰出人才的校园文化生态。

3.发展方式

    大众化与高水平大学建设同时推进是中国高教改革的一个创举,其成功实施所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瞩目,这就是中国特色。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办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到2015年底,中国大陆地区高校数已达2852所,学生总规模达36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根据近年来对招生规模及人口变化的预测,估计2018年毛入学率将达到50%,中国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门槛。在这个阶段,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将从规模增长转向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高。质量的提高会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而结构优化则会依据社会产业结构不同与时俱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将从布局、初期发展阶段转向重点突破,部分学科和大学走向引领发展。

    如何服务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始终是中国大学建设和治理的主题。大学发展首先要满足国家需求,同时占领科学前沿(高水平大学)。国家需求体现在培养的人才能满足国家不同阶段的需求。要解决一方面大量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不能就业(毕业等于失业),另一方面社会需求的人才又招不到的问题。本质上讲,这就是结构和质量的问题。一个大学的生命力和声誉度决定于其毕业生的社会贡献。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与欧美不同。发达国家企业有很强的研发能力,而大学研究主要面向科学前沿。而中国的企业大多数研发能力不强,大学还要承担发达国家由企业所承担的研发功能。三轮驱动(基础研究、转化应用研究和技术服务)是我们目前应鼓励的方向。基础研究面向科学前沿,转化应用研究实现企业的创新,产品占领市场,技术服务则支撑产业技术和质量保证。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从现在世界顶尖大学发展历史分析,长的有近千年,短则也有上百年、几十年。当然也有比较短的时间内建成高水平大学的案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中国香港科技大学,但只能说总体上可以进入一流水平(前100),还达不到最顶尖。中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一批学科和一些学校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国家要做好顶层设计。对有限目标持续、有足够的水平的投入是必须的。再经过十年、几十年的建设,伴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一定能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大学自身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不能搞突击式运动。目前,不论有条件,没有条件的高校都要去争“双一流”是不现实的。从中国大学目前在世界大学中的地位来看,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双一流”大学。毕竟,我们在发展,世界高水平大学也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发展。


强校必须强师

    得不到国际认可的一流大学不能叫做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在办出中国特色的同时,在可比指标上也必须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在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上已有许多研究和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主要包括:国际化的视野、国际一流的师资队伍和学生结构、高质量研究和卓越的成果、一流的软硬件环境、得到社会和校友的大力支持、大学的独立精神和特殊的学校文化。从这些指标中抽象出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才。

    强校必须强师。一流大学一定是大师的聚集地。出色的教授才能吸引来出色的学生和大量的资源。一个大学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一流的教员。大师是否能云集决定于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经费,二是氛围。在当今社会,聘大师成本很高。研究条件的创造、个人待遇的满足都需要足够经费来支撑。云集是一批,不是一个,所以需要足够的实力。据报道目前北大的经费不足哈佛的1/3。中国大陆地区的举国体制有利于保证重点,产出伟大的业绩。此外,大学办学的一流师资并不是有钱就能解决,还需要一个能使他(她)干出事业的环境条件和文化氛围。目前,中国高水平大学不缺钱,也有钱来建实验室,但最为缺乏的是没有功利性或少有功利性的学术氛围。一流师资要有合理的学缘结构,能够交叉合作的环境氛围、还要有善于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氛围。信守合约的契约精神缺乏也是一个问题。如我们组织一个学术交流会,一般半年前、一年前就确定具体安排。但正式开会时,外国专家都一一到齐,而我们的“权威”以有更重要的活动或会议而抛弃原先的承诺。有的给面子来了,一做完报告就走人,似乎唯其重要和忙碌。诚信体系的重构要从日常的“小事”做起。

吸引一流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学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现阶段的中国大学,吸引国际一流学生比吸引一流的教授更难。可以这么讲,当我国高水平大学成为全世界各国优秀学生求学目的地之日,必定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成之时。

   以四大国际大学排名前100学校为模型,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顶尖、一流A、一流B。假如前20归入顶尖、21—50归入一流A、51—100归入一流B,以中国的语言环境和目前的学术水平,从比较务实的角度来看,如能吸引A和B校的学生已是了不起的成绩。能够吸引顶尖学生,不仅与大学水平有关,还与用全世界通用的学术语言有关。现在国际上,科技、社会交流的主流语言是英语。因此英语国家(美、英、加、澳等)在这方面占尽优势。非英语国家大学即使很强大,也难以吸引到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赴日、德、法等国的优秀学者很多,他们大部分学成后回国并在改革开放30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现在去这些国家的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学业上也不是最优秀的学生。相对于英语国家,这些国家的大学从其他国家吸引的优秀学生也比较少。

    以英文期刊论文为评价重要因素的排名体系也必然影响到排名的可靠性。在19世纪德国大学引领世界时,大学授课的主流语言是德语而不是英语。由于科技的领先,都是将成果翻译成英文等其他语言。不少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是用德文发表的。现在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则很难排列世界大学的前列。这种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以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大学与中国大陆地区大学比较,因为语言原因,综合水平并不强的学校可能排名靠前。据BBC报道,2014年清华大学科研总经费43.25亿元人民币,多于香港8所大学的总和。中国与欧洲比较也没有优势,欧洲文化多元,多语言环境,不同语言交流也非常方便。中国则不然。中国学者即使英文很好,用中文写论文肯定比英文写论文方便,且表述准确。更何况,大家都写英文,写了英文又不允许中文再发表,减少了对国内同行的服务,对国家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此在设置评估体系时要统筹考虑这个问题。要明确哪些指标可以不考虑或比重调低,这也是一种导向,以便引导中国大学在建设一流时如何更好为国家服务。

    就国际化指标来说,吸引多少留学生合适也是一个问题。根据西方一流大学的总体数据,留学生一般占比在20%或以上比较合适。但中国大学即使成了一流大学,这个比例总体上做不到,也不能做到(个别学校例外)。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需求大,而高水平大学相对少。假如为追求数量去刻意扩大比例,会牺牲国家利益,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

    从培养的角度并不是考分最高的学生就是最优秀的学生,教育界有所谓的“第十名现象”(一个班里最有出息的学生,往往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前几名,而是班上处于上中游的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可见,一个人的成才除分数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中国航天工业发展成就巨大,分析其一线人才结构,大都是35—50岁之间的人,且35—45岁是主力。这些同志当年参加高考时,绝大多数人的高考分数不会是状元。因此只要能沉下来,有兴趣,有目标,单位又创造条件并有良好的氛围就能干出成就,服务我们的国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将伴随中国的强大而出现,一流大学的建成又支撑国家的强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少一些空谈,多一些实干,中国高等教育强国梦就一定能实现。